西夏的文学艺术

来源： 华夏经纬网

源远流长的音乐

　　党项民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他们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笛、箫等，以击缶为
节。唐僖宗时赐给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
人，法驾用七百八十一人，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以金钲、节鼓、搁鼓、大鼓、小
鼓、铙鼓、羽葆鼓，中呜、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笳、笛为乐器(《西夏书
事》卷十二)。尽管用全套乐器装备起来的乐队人数过多，这一记载未必完全可信，
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党项族在这时已接受了中原音乐的影响，并且可能有过阵容
较为庞大的乐队。五代时党项人常到中原贸易，在市井中"醉则连袂歌其土风"，可
知党项人是善长歌咏的。据文献记载，党项族音乐经五代至宋朝，时隔百余年而其
音节悠扬，声容清厉，仍有唐朝遗风。德明时期，与北宋关系良好，"其礼文仪
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元昊继承王位后，认为中原的音乐不足以效法，
并且根据当时的建国需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
吾无取焉。于是"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在国中流行。这是西夏音乐的一次大改
革，对西夏前期有着重要影响，直到一 百多年以后，才又有了较大的变化。

　　元昊的一个妃子索氏也爱好音乐，因为与元昊不睦，趁元昊外出打仗之机，
"日娱音乐，益自修容"。
　　音乐也属于劳动人民。元昊经常对外用兵，对内也加紧压迫，人民怨声载道，
编唱《十不如歌》，歌词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党项人民通过音乐反对封建压迫的呼
声之强烈是可以想见的。
　　西夏文化的侧重面往往随着政治的变迁而改易，音乐也不例外。惠宗是一个爱
好汉族文化的皇帝，他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说明汉族音乐受到西夏统治者的
欣赏。崇宗时也很注重音乐。宗室子弟仁忠、仁礼二人"俱通蕃汉文字，有才思，
善歌咏"。前面提到的崇宗晚年作《灵芝歌》并与大臣相唱和的故事也说明当时音乐
之盛。
　　仁宗在发展佛教、推进儒学的同时，于人庆五年 (1148)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
原乐书，参照西夏制度，修定乐律。原来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以后，已经不是唐
末的遗音了。仁宗要大刀阔斧地推行儒学，音乐的改革就势在必行。新乐改成后，
赐名《鼎新律》，并为此提升李元儒等人的官职。这次音乐改革的结果使西夏音乐吸
收了更多中原音乐的养分。
　　西夏音乐不仅是一般地受汉地的影响，而且有一些西夏人能直接用汉语唱歌，
这和当时不少党项人、汉人能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有密切关系。北宋的著名政治家沈
括在陕西为边口巾时，曾作过几十首歌，让士兵传习歌唱，其中有"万里羌人尽汉
歌"之句。羌人似指当时与宋交界的党项等族，他们能唱汉族歌曲。
　　河西地区历来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西凉乐》早在南北朝时就已传
人中原。那么，西夏的音乐是否也影响到来朝呢?回答是肯定的。宋神宗元丰六年
(1083)，皇帝召见宋夏边境米脂寨投降的蕃乐人(党项乐人)四十二名，并让他们在
崇政殿奏乐。看来，就连宋朝的皇帝也要欣赏当时的西夏音乐呢。
　　西夏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名为《蕃汉乐人院》，在行政机构中属第五类。可
知当时西夏蕃乐和汉乐两种音乐并存。《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乐人打诨"之语，所
记乐器种类很多，其中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
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看来蕃、汉乐所用管、弦、打击乐器已经比较
齐全了。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西夏音乐并未因西夏的灭亡而终止，相反，它对元朝音乐
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蒙古兵起于溯漠，其音乐可能较为简朴。蒙古王朝建
立后，亟需一种既适应当时迅速发展的政治、军事形势，又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音
乐。由于党项族上层高智耀的推引介绍，蒙古王朝采用了西夏旧乐。这可以说是
蒙、元制乐的发端。后来元朝又兼采其他民族音乐，然而西夏乐仍继续使用。元世
祖至元三十年(1273)以后，每年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就用河西乐(即西夏
音乐)。当时仪凤司掌管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共三百二十四
人。仪凤司下专门管领河西乐人的机构初名昭和署，至元十七年(1280)设置，后来
到至大四年(1311)改名为天乐署(《元史》卷六八、卷七七，卷八五)。
　　以上简单勾画出的西夏音乐发展演变的轮廓，表明了汉族、党项族、蒙古族等
几个民族的音乐互相交融，渗透的史实，谱写了祖国历史上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影
响，共同发展的新乐章。

精美的绘画和书法

　　西夏壁画艺术早期承继北宋，创新不多，中期融入了高昌回鹘的艺术营养，逐
渐探索创造本民族的风格，晚期在吸收中原绘画传统的同时，又接收了吐蕃传来的
密宗绘画艺术的影响，在构图、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
艺术风格，引起了艺术家的重视。近人谢稚柳在《敦煌艺术叙录》一书中认为西夏壁
画"其画派远宗唐法，不入宋初人一笔，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这一评价基本上
是中肯的。
　　我国所藏的西夏文佛经中保存着一些木刻板佛画，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所掘走的
西夏文献中也不乏佛画之类，其中以佛、菩萨画像居多。总之，西夏的绘画作品大
多以宗教艺术品被保存下来。
　　近年来在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墓中又发现了二十九块木板画，一般长十—二十
八厘米，宽五—十厘米。其中有的题材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板画内容有重甲武士、
男女侍从、牵马人以及家禽；家畜等。有的板画背面或侧面还有墨书汉文榜题。这
些木板画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人物的神态很有特点，如武士的威严、年迈人的老
态、男女侍从的不同形象等都很逼真，生活气息很浓，可以看出画家能在大处着墨
的功力。
　　西夏大量绘画作品的创造，必然造就出一批画家和画匠。实际上，历史文献记
载西夏景宗元昊本人就"善绘画"，可惜，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榆林窟十九窟
有二条西夏时代的汉文题记：

　　乾佑廿四年......画师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之。

乾佑二十四年。(1193)是仁宗朝，画师高崇德是甘州人，他所画秘密堂当指西
夏晚期的密宗洞窟。
　　绘画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西夏绘画早有传统。元昊祖父李继迁不满意
其兄李继捧依附宋朝，拒绝宋朝要他们内迁的命令，率领众人出奔地斤泽时，便拿
出其祖先拓拔思忠的画像，让随从出逃的党项人看，利用祖先的威望感化族人，使
从者日众。李继迁出示的先祖人物画，证明那时已有了一定水平的绘画。
　　在原西夏东部，今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中，近年来发现了不少岩
画，其中有的属于西夏时期。这些岩画的内容多与当时的生活、生产有密切关系，
如羊、马、太阳、磨盘和骑者等。一般画风朴实、粗犷，构图简单，未脱掉原始绘
画风格，似为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西夏牧民所作。一幅有羊形和人形的画面旁有墨
书西夏文"黑石"二字。党项族的民族文字在深山中与民族绘画同时出现了。在银川
之西的贺兰山中也发现了数处岩画，有的画面与带有佛教内容的西夏文字相毗邻。
从横的地域角度看，这些岩画是整个西夏绘画的一个方面，即在文化水准较高、绘
画艺术达到先进水平的国度里，原始的民族艺术依然有所表现，有所保留。在封建
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常年在草原、山中生活的牧民，他们没有受过传统的
封建教育，没有高深的艺术修养，但他们仍然用民族的传统艺术，顽强地表现自己
的生活。从纵的历史角度看，这种岩画又反映了西夏党项族早期的绘画传统，是一
种活的原始民族文化的遗存。这样，对于西夏的绘画就有了更加完善的理解。
　　西夏的书法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接触到西夏文文献的专家们，常为它那
秀美的字体、精湛的书法而赞不绝口。西夏流行的西夏文和汉文文字性质相近，它
们的书写方法如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方面也基本相同．西夏文教发
达，书法也很受重视。特别是佛经的抄写和刻印，融书法的修养和佛教的虔诚于一
炉，产生了不少精美的书法艺术品。
　　传世的西夏书法作品以楷书、行书为最多。前文提到的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
最胜王经》，小字楷书，书写工整，字体娟秀，配以光彩夺目的金色，确可称为写
本佛经的上乘。柏林图书馆所藏《妙法莲华经》字体俏劲有力，气韵隽秀，刚柔相
济，也是西夏文书法的精品。列宁格勒所藏<佛说宝雨经》，墨书小楷，书法婉丽遒
逸，工整秀美。西夏刻印的佛经和书籍都是正楷，而在不少日常应用的文字和部分
佛经中行书使用较多。行书大都表现了随意自然的特点，如《黑水城守将告近禀
帖》、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皆是。
　　在西夏，草书也很流行，如草书《孝经》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是传世
的西夏草书代表作。篆书可分成两种，一种类似汉文的小篆，如西夏陵园的寿陵碑
额，竖刻四行，每行四字，共十六字，笔画匀称畅达，结构严谨整齐，字形方正典
雅。《凉州感应塔碑，的篆额与此相类。另一种是西夏官印用篆字，类似汉文九叠
篆文，笔画屈曲折叠，填满印面，疏密得中，变化多端，庄重美观。
　　此外，西夏还有用竹笔书写的作品。武威小西沟岘的山洞中，与西夏文文献同
时被发现的就有两支竹笔。前述一种《孟子，写本，字体粗黑整齐，刚健有力，显
示出竹笔书写平直工整的特点。
　　保存至今的西夏文书法作品不少，但书法家的名字流存至今的却不多。张政思
和浑嵬名遇分别是书写《重修凉州感应塔碑》汉文和西夏文的书法家，都有很高的造
诣。仁宗朝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利用黄羊尾毫作成笔，质量很高，国内
有很多人仿效他的作法。曾考中进土的神宗遵顼不仅博学群书，而且也是一个善于
写隶书和篆书的书法家。智妙酩布是元朝党项人书法家，他书写了居庸关过街塔门
洞内的西夏文字，字体浑厚凝重，保持了西夏书法的优良传统。